中国难当“救世主” 警惕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证券报：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渐加深。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结构问题。目前，外围经济动荡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冲击？

 

梁艳芬：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很可能使得其需求减少。总体来说，中国进出口增速保持与GDP同步增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可能很难达到去年的增幅。出口肯定会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估计全年增速很难达到20%。

 

全球经济疲软的时候往往就是贸易摩擦加剧的时候，各国之间的出口竞争会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随之抬头。虽然这种贸易纠纷地域性不明显，但像中国这种出口大国肯定会遭到巨大挑战。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增多是必然趋势。

 

中国证券报：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和危机是否为中国提供了较好的“抄底”时机？有观点认为，中国可在施以援手的同时获取一定的战略利益，如何看待？

 

陈炳才：就中国购买欧债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是出于市场行为，拿增量部分购买欧洲国家的政府长期债券，这没有争议。

 

但谈不上救助。因为欧洲债务危机没到需要外部大规模救助的时机。德国和欧元区内部的主流看法是，债务危机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依靠外援，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紧缩财政开支，要求债务危机国家到2012-2013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以下。如果真到了救助的时候，纯粹的资金救助，没有战略意义，就需要有利益交换。

 

梁艳芬：若中国出手真的能有助于欧债危机的缓解，自然是好事。但我对此并不十分有信心。出手救助欧洲需要有两个方面的衡量：一是能否达到缓解危机的效果，二是能否有与之对应的利益交换。欧美国家也会从战略角度权衡利弊得失，中国在谈判中并不占据特别优势。

 

另外，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面临连任的压力，并且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将推行美国5年出口倍增计划。但这并不是根本措施，未必能缓解其所谓的逆差，实现贸易平衡。因为政治利益压过经济利益，中国出口也未必能从中获益。

 

中国经济应主动降速谋求转型

 

中国证券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采取的应对危机措施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比如，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但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或话语权不够强，往往较为被动。新兴经济体对此应如何应对？

 

陈炳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英国和日本先后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有观点认为这引发了全球通胀。但事实上，在上述国家内部并未有明显通胀，这背后仍然涉及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政策的博弈。

 

在发达国家内部，通过宽松货币购买金融资产挽救金融体系风险，同时以货币贬值来减缓债务压力；而在新兴经济体内，美元的贬值让新兴经济体面临升值压力，同时这些国家为减少外部冲击，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从而造成了通胀压力。同时，投机资本由于债务危机的发生，转而购买一些非主要货币，如澳元、人民币、瑞郎等，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升值压力。

 

新兴经济体要想在危机中把握主动，恐怕还需自身的努力，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同时，要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升新兴国家话语权。

 

中国证券报：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付出了不少资源、环境和经济结构等方面的代价。有观点认为，当前是中国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好时机，在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方面，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

 

陈炳才：首先，中国经济必须主动降低增长速度。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很突出，如通胀高压、煤电价格倒挂等。经济主动降速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同时，还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抓投资、抓项目转向提供服务，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货币政策应该从紧，缩短长短期存贷款利差。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取消主要产品的出口退税，这既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将退税部分用来补偿进口关税的取消，还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实现贸易平衡。

 

梁艳芬：中国发展需要有战略思考。如针对外贸困境，应通过科技创新，加大自主研发投入，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打造自主品牌等。

 

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在内需。外围市场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依据是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并加大投入着力开拓。在全球经济动荡时刻，中国应卧薪尝胆，深挖内需，借机实现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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